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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实践中的艾滋病
时间:2015-08-11 10:05来源:人民法院报阅读:2542 次

审判实践中,以艾滋病危害社会的行为可能触犯众多的罪名,在确定罪名时需要区别情况处理。以艾滋病危害社会的行为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声称携带艾滋病病毒,一类是传播艾滋病病毒。
   
就第一类行为而言,目前已见诸判决的有抢劫罪、敲诈勒索罪以及投放虚假物质罪等。声称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从而当场夺取被害人财物的,可认定为抢劫罪。 声称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要求被害人在限定时间内交出财物,否则将传播艾滋病病毒给被害人的,可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声称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在公共场所给人扎针,造成公众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可以认定为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曾做出过这方面的判决。当时社会上有艾滋病患者用扎针的方法传播艾滋病病原体的传闻,被告人李春宝闻讯后即产生扎针吓人的想法。他到房山区某卫生院捡拾废弃的注射器、针头等物,来到良乡镇太平庄村庙会上,趁人群拥挤之机,将注射器扎入车某右臀部并注射药水,造成车某和当地群众的精神恐慌,致使庙会不能继续进行,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秩序。经鉴定,李春宝为精神发育迟滞,属限定责任能力。房山区法院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至于第二类行为,明知他人携带艾滋病病毒仍组织该人卖血的,可以根据情况分别认定投放危险物质罪、非法供应血液罪;以杀害特定他人为目的,向该人注射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可认定故意杀人罪,等等。

单独设立罪名并不科学

当前,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如何定罪处刑,是国内外学说、判例及立法分歧较大的问题。从判例和立法看,有的国家和地区将该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如芬兰、英国;有的国家和地区将该行为认定为故意传播艾滋病罪,如俄罗斯、利比亚、美国伊利诺州和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国家和地区则认定为故意传播性病罪,如日本、瑞士和韩国等。在学说上,有的主张将该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有的主张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有的主张认定为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罪,等等。
   
艾滋病可归为性病的一种
   
有一种观点认为,艾滋病不是性病,因此对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而卖淫嫖娼的,不能适用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条,即不能按传播性病罪治罪。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艾滋病属于性病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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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以前,医学界只将梅毒、淋病、软下疳和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列入性病的范畴,称为经典性病。但进入80年代后,性病已不只局限于上述经典性病,而是将各种与性行为、性接触密切相关的传染病统称为性传播疾病。
   
我国原卫生部于1991812日发布的《性病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列入法定管理的性病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等8种。由此可见,艾滋病在当前医学界已经被认为属于性病。既然医学界已将艾滋病列入性病范畴,那么刑法学上和刑法解释上就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将艾滋病列入性病范畴。
   
因果关系与危害结果的认定难题
   
有人认为,认定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在实践中存在着因果关系和危害结果难以确定的难题。艾滋病病毒潜伏期可达10年以上,从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到死亡,其间可能介入很多其他因素,导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复杂化而难以认定,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中断,即在刑法上不能认定传播艾滋病病毒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只是司法实务中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且是可以找到妥适的解决办法的。如英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上确立有一年零一天规则。1996年,英国还进一步提出:“如果一个行为被证明是死亡的原因,那么这可能是谋杀、非预谋杀人或者自杀,而无论死亡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经过多少时间。”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至于危害结果的确定问题,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都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既遂以实害结果产生为必要条件。被害人从感染艾滋病病毒到出现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的时间长短不一,甚至不能排除被害人痊愈或者不出现任何不健康反应的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艾滋病能给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以至致人死亡,目前尚属不治之症。从这个意义上说,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是不存在疑义的,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可以齐备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至于如何确定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危害结果,则可以归结为一个法医上的问题,交由法医部门解决。如果存在现行人体伤害鉴定标准不能确定艾滋病损害人体程度或者死亡原因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完善法医鉴定标准和方法。
   
不得不承认,在人类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下,艾滋病的危害远远大于梅毒、淋病等其他典型性病。因此如果对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而卖淫嫖娼的行为配置,与明知自己患有其他性病而卖淫嫖娼的行为相同的法定刑,明显会导致罪刑不均衡。
   
立法的经济与稳定
    
从另一个角度说,单独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罪有悖立法经济和安定性原则。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人类世界都不只存在一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即从近年来的情况看,除艾滋病外,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传染病均构成了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如果对于通过艾滋病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单独设立罪名,那么对于通过其他诸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些疾病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存在一个单独设立罪名的问题。如此一来,不仅立法条款会急剧增多,而且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最后手段的国家基本法会失去应有的安定性。事实上,通过修改或者解释立法条文,增强立法条款的张力,同样可以达到防止和惩治以各种严重疾病危害社会的行为,也避免了立法不经济和危害立法安定性的不良后果。